见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智慧的结晶》，载《法音》1998年第7期。

[12]西化派认为儒学不具备现代性因素或者反现代性，因此应该通过反对儒学（或者反古）来实现民族复兴。）‘坤化成物，（物者，物质。

（二势非异体，更无先后次第，故说同时俱起。譬如，这里的基础是什么意思？母文化作为基础如何呈现在语言之中？或许真正的基础不是某种具体的文化（如儒学），而是主体性。因此精神不可强加，不可模仿，甚至不可作为对象来学习，只能反求诸己。后来的一段历史时期（尤其是文革）的事实却是共产党人把中国马列主义化，以马列主义为不可质疑的理论标准，裁判非马列主义文化，也即以理杀人（以马列主义之理杀人），同时也根本没有做到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使守旧之徒，乐闻而不为峻拒。

对于翕辟，应该如此说：有了翕就有了辟，翕辟之间是当下而起的。其三，在吾国古代文化内部看，儒学也没有成为技术的根据。对此，熊十力曾经指出：清末，西学输入渐盛……尔时据经义以宣扬西学者之心理，并非谓经学足以融摄西学，亦不谓经学与西学有相得益彰之雅……其于西学，虽闻天算、物理、化学等等学术之精究，与夫政治法纪之整肃，而与其学理，实一无所知晓。

如果某甲不认真地学习，那么他学不到认真精神。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现代新儒学持守民族文化本位，本是应西化派之疑古反古而起。这个道理在非中国也是一样的。

《大传》言‘坤以简能、（能者，能力。需要改造的是什么呢？是异文化的精神呢还是其展开方式，或者其他（如异文化的目的）？如果是改造精神，这是不可能的，精神不假外求。

牟宗三基本上是以康德哲学为框架来解释古代学术。[71]这种状况难道不应该引起反思？它与其言说方式有何关系？本文在这里想提供一些自己的思考。稍稍浏览一下《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等技术典籍就会发现儒学与技术并无什么特别的关系。[15]《读经示要》，《全集》第三卷第568－569页。

熊十力：《读经示要》，见萧萐父主编、郭齐勇副主编：《熊十力全集》第三卷第558－559、568－56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于是，熊十力就采取了变通之法：借用西洋概念，但改变其含义，并明确指出其差异。另外，母文化如何同化外来的物理、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呢？何谓同化或者化？同化设定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或者思想），要在二者之间建立关系，把一种文化纳入另一种文化的体系中，对被纳入的异文化进行改造。精神这种积极的能动性出现在语言中的言说方式乃是我能（我能做什么）并且我应该（我应该做什么），精神就是这个能并应该。

[55]《乾坤衍》，《全集》第七卷第453页。按照刘向的分类，大体上可以说，七略中的《术数略》和《方技略》收录的是技术性著作，二者与《六艺略》、《诸子略》等并无什么必然关系（儒家典籍主要包含在《六艺略》中）。

熊十力认为宇宙本体不是一个僵死的东西，而是一个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东西，或者说大化流行就是这个本体。[14]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指出，清末民初之学者标榜所谓的科学方法（昔托郑、许，今更托西洋。

但这种做法并非长久之道，至少佛学东渐很快就摒弃了这一做法。天道既超越又内在，此时可谓兼具宗教与道德的意味，宗教重超越义，而道德重内在义。但之所以造成了如此结果，与其言说方式是直接相关的。由此，吾国落后、国之不国的原因和责任就归咎于学术。老子第一句就说道可道，非常道，但他还是道了五千言。熊十力也知道科学方法以实测为基，[87]这与中国哲学（此乃古学）完全不同。

有些无关的自注，则省去。[68]因此牟宗三等中国学者对超验的和内在的的使用恰恰是对它们的篡改，轻易地抽掉了其根本的立足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如此得到的概念完全不能说还是西方概念。

另外，传统（或传统文化）这个概念也颇有不当，它基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化分（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熊十力身处西化（以及变相西化）之言说日占风头的乖蹇时代却能够独标一帜，并非他顺其自然就可以做到的。

需要指出，和而不同思路是解决而不是取消了体用分裂困境。[12]更为极端的情况则是：西化派和本位派都以同一种西方理论为标准来解释古代儒学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34]这是熊十力对其体用关系的基本描述。[37]《体用论》，《全集》第七卷第14－15页。他说：孔子之内圣学，今犹可考之《乾》《坤》二卦……今据二卦，推明其旨，约举四种根本原理，总括孔子《周易》纲要。易言之，用是根本没有自性，如果用有自性，他就是独立存在的实有的东西，就不可于用之外再找什么本体。

[75]在这个价值坐标中重新理解精神，可以这样描述：精神是主体自己驱动自己从当下状态到达目标状态这一驱动力或者能动性。[4]本文对儒家与儒学、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通常不加区分。

坤化成物之物很难解释成物质。[31]《新唯识论》（删定本），《全集》第六卷第3－4页。

今天，遍观学术界，可以发现：不到一百年，就已经没有人能够用中学解释中学了。以学术经世致用，这当然无可厚非。

[17]《与郭沫若》，《全集》第八卷第691页。科学与民主在吾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许多非西方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成为了现实。正如黄玉顺所言：现代新儒家作为我们回归的出发点，乃是最近的地方。大化流行就是体用不二，反之亦然。

[76]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乾嘉学风就很有实事求是精神，只是没有表现在科学技术上。[55]这说明熊十力对时代的呼应并非违心，而是有意。

古人固然认为终极难说，但这不是没有言说就断言其为难说的，而是在言说中被认为难说的。因此，问题是：科学有什么特征，儒学又有什么特征？儒学能开出科学吗？两种方式之间如何可能建立因果关系？我们知道，实验是科学的必备特征，形式化、规范化（如以数学或者某种符号系统建立一种表述体系）也是大多数自然科学学科的特征。

这正如诸子百家在旨归上都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但各自的实现方式不同——不同的方式可以以共同的旨归作为公共交往平台而和而不同。[44]《体用论》，《全集》第七卷第19页。

(责任编辑：谭晶)